无情的新冠带走了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学界长者,带走许多我熟悉的、尊敬的前辈。但没想到石昌渝先生也会成为其中的一位,他在我记忆中,虽一直是那么瘦削,但精神矍铄,看上去是应该寿享期颐的。不想于阳历岁除之日,惊获他仙去的讣闻,震悼之余,悲不自禁。顾惟自2005年石先生退休,每逢所里有老干部活动,或古代室新年聚会,还是常见到石先生的。相见必有亲切问候,短暂寒暄。他的音容一如既往地慈和,随便聊几句,只是问问近况,或眼下的研究,不及其他。2016年我调离文学所后,就再没有见过他,此刻想起他,仍旧是七十岁前的容颜,謦欬言笑历历在目,十多年同事追随的岁月恍如昨日。
(左起刘扬忠、石昌渝、杨镰,后排张辉、张剑、俞国林)
我从1988年3月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室,曾在沈玉成、董乃斌、石昌渝、刘扬忠四届室主任麾下工作。这几位前辈学者各有个性风仪,石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有涵养的领导和谨慎的长者。那个时候,上午各自忙完自己的事后,下午经常在室里闲谈,话题也很丰富,不只论学术,也议论时事。石先生通常不谈国事,即便听到不同意见,也只是漫然一笑,不介入争辩。只有一两次我见到他实在不能认同某些先生的迂阔见解,很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这时他的态度有点激动,但每逢这种场合,他的意见通常都比较中肯,所以我一直觉得石先生是个洞明世事的学者,无论对学术或时事,都看得很透。这一点在古代室并不寻常,在他的前辈或同辈学者中都不乏让我觉得很迂阔的先生。每到周二上班,都能听到一些先生的冬烘议论,恍然让人觉得他们是从几十年前穿越过来的人,如《桃花源》里的居民,“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。但石先生明显是很通透的人,我感觉他对什么都看得很透辟。我和他聊天,谈到所内所外的一些现实问题,他往往只是扬起下颌囅然一笑,会心尽在不言中。我能感觉到他的谨慎,这或许与他的身份有关,毕竟他是室主任,在所里也兼有一些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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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把事情看得很透的人,通常都宽厚而有涵养。石先生的研究生同学里有一位,为了过去一些不能释怀的旧事,总喜欢在年终述职时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,向室里前辈先生也包括石先生质难,而且越说越起劲,占用很长的时间。大家都很不满,但也无可奈何。石先生一般是不接茬,直到最后那位先生自己说得没趣了收场。我的脾气是很难忍受的,到1999年我担任古代室副主任后,一次又故伎重演,我试图用调侃的方式中止某先生的问难,结果就捅了马蜂窝,从此结下多年的梁子。回过头来反思,深服石先生的涵养和宽厚,以及处事的妥帖。
但石先生绝不是个无原则的学者,相反他绝对是一个能秉公办事、能仗义执言的长者。对一些所务问题,他总是态度鲜明,毫不含糊其辞,虚与委蛇。他是七八级留所的研究生中较年长的一位,人又正直,说话自然很有威信。我进所后数年,所里承诺的住房始终没有兑现,我从所里找到院里,概无结果。直到石先生任室副主任,同时担任所分房委员会副主任,为我上下陈辞,反映情况,最终才引起院里的重视,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。为此我一直很感激石先生,深感他是个秉公正直的领导,值得信赖的前辈。多年来,他的帮助是我青年时代对中国社科院和文学所深心眷恋的源泉,也是激励我发奋工作的动力。时隔多年,这种感激还持续地温暖着我,每见到他都倍感亲切,一想起他就从心底涌起异常崇敬的情愫。此刻,我最遗憾的就是我从未当面向他表达过这份感情。以我对他的了解,或许他根本就没将这件事放在心里,但这事关生计的无私帮助,确实让一个年轻学者切身体会到自己在集体中的存在感,从此对工作、学术和生活充满信心和期待。我想在这里对石先生说:“永远感谢您的关心和帮助!”希望石先生在天之灵能够听到。
(前排左起幺书仪、石昌渝、尹恭弘,后排程鹏、扎拉嘎、胡小伟、王永宽)
缘于八十年代初学界青黄不接的现实需要,石先生他们这一届硕士生共有九位留在古代室工作。除了英年早逝的齐天举先生,每一位都在古代文学的不同领域取得了独到的成就。石先生师从刘世德先生,专攻古代小说,他的学术研究最突出地体现了古代室前辈小说研究的传统特色,即从文献学入手,在掌握丰富的小说文献、细勘各种小说版本的基础上,探究古典小说的编撰、流传过程,梳理小说史发展的脉络。石先生的研究从《红楼梦》开始,旁及世情小说《金瓶梅》,再延及讲史小说《水浒传》,逐渐勾勒出古代小说史的框架,写出一部扼要而包含不少独到见解的《中国小说源流论》。同时不懈地搜集、整理小说文献,与刘世德等先生共同主编《古本小说丛刊》,与日本学者矶部彰共同主编三卷本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,在对历代小说的全面研究上最终撰写出《中国小说发展史》这部煌煌大著。石先生的学术经历,不仅承传和光大了古代室前辈精研小说版本、由文献学入手探讨小说艺术和小说史的扎实学风,还在广泛的个案研究上形成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和理论思考,将具体的文献研究成果提升为整体性的小说史建构,最终完成古典小说史的宏大建构。石先生的小说研究,可以说是一方面继承了古代室前辈小说研究的传统,一方面又超越前辈学者,开拓了更广阔的学术境界,这也是当代学者不易企及的境界。
(左起石昌渝、刘世德、杨义)
正像刘世德先生评论《中国小说源流论》时说的:“关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,以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为奠基作,它以时代为经,以题材、风格、类别为纬,论述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。将近七十年来,虽然继续出版了多种小说史著作,但都没有超过它的水平。石昌渝的著作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,开阔了小说史研究的视野,填补了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。”但石先生没有止步于此,从《古本小说丛刊》到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,从《中国小说源流论》到《中国小说发展史》,他以持续的探索、不懈的努力,对古典小说做了具有总结意义的全面研究,对小说史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。这已得到海内外学界的一致肯定。但在我的记忆中,石先生始终是很低调的学者,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和《中国小说发展史》两部大书出版时,好像都没有举行什么发布仪式、研讨会之类的活动。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三大册,收到他赠书时,还承他客气地说:“请多批评指正。”我哪里有什么能力指正呢,只不过遇到小说文献时,随时翻阅学习罢了。
客岁岁除之日,惊悉石先生讣闻而致唁石雷,得知石先生去世前还嘱她将已题签的《中国小说发展史》寄给我。迨疫情平息,我收到这部沉甸甸的大著,却已人天永隔,不能向石先生致谢,表达我的敬意了。石先生在自序的最后写道:“以一己之力撰写小说全史,也许有点自不量力,压力之大自不必说。从立项到今天完稿,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,撰写工作时断时续,但从不敢有丝毫懈怠。我坚信独自撰述,虽然受到个人条件的很多局限,但至少可以做到个人的小说观念能够贯通全书,各章节能够前后照应,叙事风格能够统一,全书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疏漏和错误,但总归是一部血脉贯通的作品。现在书稿已成,对此自己也不能完全满意,但限于自己的学识,再加上年迈力衰,也就只能如此交卷了。”这段话,每一句每一个字,都让感到深深的震撼,我太能体会他那经历长久的勤读苦思,如春蚕吐丝般写出一页页书稿的艰辛。我写《清代诗学史》也已过去二十年,石先生这段话将激励我坚持不懈地写下去。当我气馁时,看到书柜上这部《中国小说发展史》,就会振奋,并获得力量。
在后记中,石先生在感谢各方人士的帮助之余,特别提到:“爱女石雷不仅在学术上随时与我讨论切磋,而且承担了该项目一切繁杂的事务工作。”前不久在微信上读到石雷怀念父亲的文章,字里行间浸满深情。我想石先生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,伯喈有女,能传父学;介甫外孙,已然长成;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和《中国小说发展史》两部巨著足以寿世,此生夫复何憾?倒是后来人,需要想一想,面对石先生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,该如何把小说史研究做得更好?
从接受约稿起草,断断续续已过去两个多月,其间除了应付惯常的教学忙碌,还要对抗新冠、甲流的侵袭。每追怀往事,便如前人所谓“既痛逝者,行自念也”。但石先生所希望于我的,一定不是感伤,而是读一读他的小说史。的确,对学者来说,读他的著作就是最好的纪念。我愿有更多的人一起读一读石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发展史》。
原载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23年5月19日,石先生照片除第二张外,均为石雷提供,谨致谢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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